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在做客新华网“两会”访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我认为现在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因为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只是读完大学就业，还是不读大学就业的问题。”

　　周济部长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仔细分析，用“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暴露的却是我们发展教育过程中，无视学生和家庭的教育投入产出问题，也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在实施教育成本分摊之后，还没有切实关注教育消费者的利益。

　　诚然，这些孩子迟早要就业，国内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为整个社会变出更多的就业人口来。但是，这些孩子花四年时间，每年开支上万元钱（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如果不读书也要开支生活费的话，那么至少五六千元一年的学费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产生的开支），我们的高等教育能要求他们不把四年时间、几万元开支当一回事，像其他高中毕业同学一样去对待就业问题吗？

　　如果可以这样要求这些孩子，那么，我们就必须反思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支撑下的高校收费行为。发展高等教育，有两大基本作用，一是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从而推动国家经济、文化、社会持续发展；二是提高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并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两大基本作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摊理论才在国内被接受——国家和受教育者根据从高等教育中的得益情况，要分摊相应的教育成本。很显然，如果我们努力告诫大学生的是，接受高等教育，不要期望获得相应回报，“你就业困难，是因为你把自己当作大学生”，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还能站得住脚吗？。我们经常所听到的话——“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太多了，就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来说，还是太少了。”其实就表明，受教育者的回报并不是眼下发展教育关心的重点。

　　近年来的事实是，在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学校和社会为其勾画出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好图景，甚至几乎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都积极配合出台将大学学历与用工标准紧密结合的政策，以让大家对报考大学疯狂而着迷。每年的高考热就是明证。而在孩子们就业时，伴随着大学生就业人口每年以六七十万，甚至更大数量的增幅增加（200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280万，2005年增加58万达到338万，2006年再增加75万达到413万，2007年预计将比2006年增加近90万达到500万），政府和高校一致认为，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每年有30%当期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虽然有整个社会人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但关键在于大学生们的“过高期望”，即有业不就——宁愿放着乡镇和农村的一些就业岗位不去，而在大城市里寻找渺茫的就业机会。

　　专业人士却认为，根本上说，这不是大学生们期望过高——在市场经济背景中，大学生的行为日益市场化，他们知道怎样去获取自己更大的回报，在一些地区，一些大学生甚至提出零起薪的要求以获得一份工作,有的大学生之所以“有业不就”，是因为这些就业无法给予其希望、无法让其看到未来，我们社会不同的“业”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而是当前的教育和一些社会因素，造成了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实在太低（对应其过高的投入来说）。其中，对于教育来说，最为关键的，便是高等教育没有给大学生“回报”能力与素质的提高。这直接有关于高等教育的大扩招。略为了解高等教育的人士，都知道，与扩招同步而来的，是诸多高校按人头收学费，以及学生人满为患，教师队伍的严重匮乏。学校只注重招生规模而不关注教育质量，导致学生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大学里被学校冷落、被教师冷落，也就在稀里糊涂中荒废了4年时光，一事无成。有的大学专业，在短短几年时间中，扩张规模四五倍，这样的教育，单从数量上分析，不造成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才怪，而从质量上看，流水线上生产的“人才”，能符合社会对人才的个性需要才怪。